人们借贷，其目的不再是为了挥霍享乐，而是为了扩张生产、投资技术，尝试全新的事物；钱不再只是钱，钱成为了流动的资本，成为了扩张的权力，成为了可以自我增值、自我繁衍、自我完善的力量；大家应该明白此种嬗变的含义。
当然，起初购买债券的胡安或许根本没有想过偿还的事情；他在日记中明确说明，这就是为了向中国的真君“赎罪”而已（这也是后续被称为赎罪券的开头）；不过，仅两年之后，大明朝廷就如期偿还了所有债务；不仅令胡安大为惊愕，也奠定了之后继续合作的基础——大明第二次国债拍卖，数量就到了五十万两；第三次第四次突八十万两，第五次突破百万两，此后水涨船高，涌入的玩家越来越多；多次合作奠定了信心，次拍卖之后，大家终于可以确信，大明朝廷（此处仅限内阁）确实是一个正常的、可以信赖的朝廷，它说投资就真会投资，它说修路就真会修路，它确实在“促进生产力”，确实也真能从生产力获取足够的利益，支付利润。
换句话说，这是一笔稳定的、可靠的、几乎不会有什么风险的投资。
显然，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这种稳定性的可贵了；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大明资本所缔造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国债天生就是可靠的，稳定的，难道你还能想象国家机器的垮塌？
但在大航海时代，故事可不是这样讲的，欧陆大量的国王借了钱就去酗酒挥霍，修筑宫殿，修筑完宫殿后国库空空如也，商人上门要债，要么就是直接赖账，要么就是武力驱逐，愿意付款的十个没有一个；但不借给国王行不行呢？那么下场只会更可怕——海商们的资金来源太危险、太不可靠的，一次简单抢掠和海难就可能毁掉一个亿万富翁的所有，更别说权势者的仇恨；海上贸易利润丰厚风险也巨大，如果不能获取国王的欢心，将老本部分转移到陆地，那么怎么来的只会怎么走，一丁点都不会残余。
所以，在漫长的航海生涯中，一个商人所面对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钱要么归之于大海，要么归之于国王，无论如何不会在自己手上长留；他唯一能够做主的，大概就是在拥有金钱时拼命挥霍，疯狂享受，宁愿扔进水里，不愿送给他人；更要妄想什么积累、扩张、再生产的事情——无限的金银从美洲被挖掘了出来，却因为落后社会制度限制，而只能反复浪费在无聊的攀比与奢靡中，这就是大航海时代悲哀的故事。
但现在，大明的国债诞生了；国债是稳定的，国债是可靠的，只要你把钱注入国债，它就会老实的、稳定的增值，然后在固定的时间返还给你——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当然可以想象那个吸引力。
也正因如此，每一期大明国债的发行都会超购，乃至引发市场的狂热投机；第三次国债发行八十五万两，实际却有三百万两的资金嗷嗷待哺，等待着购买国债；第五次国债发行一百五十万两，实际却有六百万两以上的资金走投求告，想方设法的博取一个出路——换言之，每一次国债发行，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资金得不到满足，他们抱着钱也买不到债券，只能加价收购；于是一张票面价值不过一万两的国债，居然可以在倒手转卖中卖出两万以上的疯癫价格，市场情绪之爆炸、激烈、扭曲，可想而知。
这种局势发展到了后期，心态干脆已经完全失控；大明内阁一开始只向西班牙商人发行债券，但荷兰英国等地的商人立刻表示了莫大的怨恨，以各种门路抗议中枢的种族歧视，并怀疑彼时主持国债事务的张居正与严世藩收了西班牙人的五十万两白银，是埋伏在内阁中的通倭通西通洋人分子，罪大恶极云云——于是第三次拍卖开始，内阁被迫取消国籍限制，允许一切遵纪守法之商人购买国债；但矛盾迅速又集中在国债那稀少之至的份额上；洋商们奔走呼吁，大力宣传，鼓吹大明朝廷“胆子放大一点”、“步子放快一点”，百万两算什么？两百万两也可以嘛！国债的量就不能提一提吗？
喔，大明中枢倒是从善如流了；但第五次拍卖后又激起了新的抗议——三百万两算什么？五百万两也可以嘛！国债的量就不能再提一提吗？
好容易达到五百万两之后——我看一千万两也可以嘛，国债的量就不能再提一提吗？
没错，数十年开发美洲、南洋，挖掘出了不计其数的金银，这些金银淤积在欧洲，淤积在南洋，对于稳定投资的渴望是不可想象的；一旦大明张开了口子，天量的金银就会像洪水一样疯狂涌入，竭尽全力往大明嘴里灌去；如果大明拒绝张嘴，它们就会嘶声叫骂，连打带踢，硬生生撬开大明的牙齿，插着管子也要继续灌满受害者的食道！
——一如史学界所说，大航海时代金融界最大的矛盾，是多年淤积之无限金银，与大明国债不充分不多样之间的矛盾！
当然，此种金融乱局也制造了大量匪夷所思的奇事。在万历年间，大明海军曾经因为罂·粟走私问题与英-荷联军发生过战争，即著名的“第一次禁毒战争”；在交战之前，大明内阁曾经发行过千万两白银的特殊债券，数日内即被抢购一空。但很快就有精明商人发现，某位一掷千金，买下五百万两债
脸红心跳